此前似乎完美躲過貿易戰搏擊的生物醫藥行業此番被美國列為技術敏感的27個行業之一，將對交流密切的中美兩國生物醫藥行業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提示我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當全球兩個體量最大的經濟體開展貿易角力時，無論出于什么樣崇高的理由，沒有哪個行業可以置身事外。

從6月15日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以來，生物醫藥行業仿佛是一個世外之地：雖然隱約聽見外面的隆隆炮聲，但此處依然熙來攘往，祥和繁榮。

然而治病救人的崇高目標也無法再讓這一領域獨善其身。10月10日，美國財政部下轄的投資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Investment Security）出其不意地發布了一項行政決定——從11月10日起將對27個美國行業的外商股權投資實施更嚴格的審查，這一新政普遍被認為是針對中國。除了半導體、飛機制造、芯片等傳統敏感行業，生物科技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Biotechnology）赫然在列。這除了將可能對人員、技術、資本交流日益密切的生物醫藥領域造成不小的阻礙，還釋放了一個糟糕的信號。

根據《紐約時報》10月10日刊發的報道，特朗普政府正在通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收緊外國企業和資本進入到27個美國敏感技術領域，其中就包括生物醫藥行業。與此前只專注于并購和多數股權收購的審查不同，新的CFIUS的審查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少數股權的投資以及成立合資公司，也都將面臨更為嚴格的審查。

根據新規，外國投資者必須向CFIUS報備其收購或投資行動，并上交一份目的計劃書。此外，如果CFIUS認為對美國敏感科技進行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有能力接觸非公開的科技信息，或是參與公司決策性意見（例如成為董事會成員），則可否決該筆投資或收購計劃。

而這一外國投資條款發生變化的背景則更為有趣——自2017年以來，中國資本正在爆買美國生物醫藥資產——已經成為了中國風險投資和私募資金在生物醫藥領域投資的顯著趨勢。據彭博、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等西方主流財經媒體的跟蹤報道，2017年以來中國風投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對美國生物醫藥產業的投資，創下了歷史紀錄。

美國的生物醫藥初創企業2017年募資了10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資金，其中源自中國的資本達到了創紀錄的35億美元。英國《金融時報》甚至評價說，中國已經是美國生物技術初創公司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

而如果從新的時間節點來看，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彭博新聞引用了行業調研機構Pithcbook的統計數據，截止2018年3月31日，中國風險投資資本向美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注入了14億美元，占此類公司總募資額的40%。

中國風投和私募資本青睞美國生物醫藥公司，很大的原因是希望將美國生物醫藥的研發成果引進中國，再通過嫁接中國巨大的市場和人口紅利，來獲得豐厚的價值回報。

在10月12日舉行的“中國智慧健康高峰論壇”上，高特佳投資執行合伙人王海蛟就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GPS’這些全球影像設備的公司，背后有一個驅動邏輯，有中國這么大的市場貢獻利潤才足以推動這些公司做下一步的研發。所以全球的患者才可以享受更新更高水平的醫療技術�，F在切斷了中國向美國的投資以及美國向中國的技術擴散，第一少了資金的來源，第二少了巨大的市場。這對大家都有害是毫無疑問的。

與此同時，美國醫藥研發成果的授權引進（licensing-in，獲取新藥在中國的開發、臨床、上市和銷售的權益）的價格也正在水漲船高。路透社報道說，諸如騰盛博藥和再鼎醫藥這樣基于licensing-in商業模式的公司，是非常樂意支付慷慨的溢價去獲取海外研發管線的資產，這使得授權許可引進的首付款甚至在過去三年之間增長了十倍。

那么，美國財政部的最新外商投資的條例，對來自中國的私募股權資本將意味著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對于中國企業和資本來說，無論是收購美國的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公司的技術，或者去獲得某些技術的授權引進(licensing-in)，都將會受到來自美國CFIUS更為嚴苛的審查。

在生物醫藥行業有著豐富投資經理的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董事總經理曹弋博就不無憂慮地表示：我們也正在評估這一政策的影響。這相當于把以前無序推進的對外國資本的限制變為有序推進。在此之前我們投了不少海外的生物醫藥資產，我們其實還是很重視跨境交易的。未來可能會非常復雜，如何對出資機構和方式做規避就變得很重要了。

這份來自美國財政部的臨時條款(文件號：4810-25-P)寫明了，對于私募股權資本而言，如果普通合伙人（GP）是美國人，但有限合伙人（LP）如果包含了外國人或者機構并且參與了投委會，這種情況將歸為最新CFIUS條例所覆蓋的，需要納入外國投資委員會的主動審查申報的范圍。但，新的條例對于那些外國人并不做GP，也不控制或者參與投委會的決策，是不會產生影響的。

與此同時，當中美貿易摩擦進入一種新常態的時候，又將對國內的生物醫藥行業產生哪些持續的影響呢？

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是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進行雙管齊下的遏制，其背后是對于中國技術趕超美國技術強國地位的焦慮。此前6月15日，特朗普宣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并分兩批對1102項產品征稅。有心人就注意到，在6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列出的對華加征關稅的清單中，醫藥（包括生物制藥）并沒有被列入，這是美國醫藥行業代表，在5月中旬的關稅聽證會上提出強烈異議的結果。他們主張，許多化藥原材料僅中國生產，無法在美國或中國以外的市場找到供應商。

事實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活性藥物原料的生產國。如果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醫藥產品加征關稅，影響的不僅是在中國完成生產的制藥，而且也影響到從中國采購藥物原料的美國藥廠。而這是與特朗普說力推的降低藥品價格是背道而馳的。

從中國對美出口的醫藥產品來看，制藥的原材料占了絕大多數, 這些原材料用于生產包括了胰島素, 腎上腺素, 肝素, 抗生素, 抗抑郁藥, 鎮靜劑和疫苗的醫藥產品。在全球經濟的生態系統下，很多的美國大藥廠的仿制藥，其實是在印度生產的，而印度又大量地從中國采購原料。至于原研藥，其價格構成中，原料成本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對于美國貿易代表(USTR)來說，必須清晰地描繪出仿制藥以及原研藥的從頭到尾的供應鏈，才能夠衡量出中國制藥的實際影響力。

中美貿易摩擦，緣起中國技術能力的崛起，不僅是仿制和綜合別人的能力，也有研發技術的首創的能力。醫藥產品在征稅產品目錄中被剔除，反而是佐證了中國在醫藥產業鏈上處于弱勢的下游地位。

而另一方面，生物醫藥是中國最有希望實現彎道超車的技術領域。比如，中國公司有可能成為Cart-T治療、免疫治療的黑馬。南京傳奇與美國強生制藥、藥明康德與Juno這樣的研發合作佳話，也讓人對中國的技術和人才刮目相看。

隨著海外科學家的歸國創業，資本的大力助推以及龐大市場的醫療消費升級需求，中國在生物科技領域正在迅速發展甚至彎道超車。這不僅是我們津津樂道的現象，也是美國肉眼可見的現實。此次美國投資新政將此前多次豁免關稅的醫藥領域納入到27個敏感行業中，也在提示我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當全球兩個體量最大的經濟體開展貿易角力時，無論出于什么樣崇高的理由，沒有哪個行業可以置身事外。